一个现实的数据，今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达280万，比去年增加68万，加上去年毕业尚未就业的18万，有300万大学生要面临就业。于是，继“北漂一族”之后，“校漂族”这个特殊人群产生了。
　　“校漂族”，指的是毕业后没有工作，生活重心在学校周围，利用学校资源生存的人群。在北京、上海、长沙、武汉等大城市，都有蔚为壮观的“校漂族”默默地生存在高校周围。
　　他们主要由3种人组成：为了将来能有更好的出路而选择留在学校进一步学习的“漂”族；由于家庭富裕，暂时无后顾之忧和无法适应社会而“漂”的人；找不到工作，迫于无奈才“漂”的群体。出于对开销、安全、学校氛围等各种因素的综合考虑，他们选择在学校附近租房，开始了以校园为根据地的“漂”的生活。
　　尽管社会和家庭都对“校漂族”表现了极大的理解，但越来越庞大的“校漂族”带来的社会问题却不容忽视——单位管不了、学校管不上、家人管不着，他们成了“三不管”人群；他们满心的困惑、失落、迷茫，却无从释怀……
　　在新学期来临之际，记者走近浙江的“校漂族”，听他们的故事、找专家“解惑”……
    
　　褚谅的困惑
　　这是一间不足9平方米的房间，厕所在大门的对面，也就是说，上厕所需要走出房间经过走廊。有一个小小的阳台，只有站到这个阳台上，呼吸着偶尔吹来的风，方始有一点点自由的感受。但很快，杭州火车东站传来的汽笛声就打破了这种感觉。
    这是褚谅刚刚租到的房子，租金每月300元。
    这个已经在浙江大学物理系毕业了两年的24岁的小伙子，突然经历了一种生活的“巨变”。尽管为了显示自己已经成年，也为了向家人表示自己有足够的能力独立生活，他毅然走出了家门。但事实上，24年当中几乎从未亲手盛过一碗饭、洗过一件衣服的他，对真正来到的这一天充满了恐惧。
    褚谅的看法，与家长认为他不分昼夜地玩网络游戏是在逃避什么的看法相左。在一次与家长发生冲突后，他提出了激烈的声辩理由。
    他觉得自己是有理想、有抱负的。毕业当年，褚谅曾向家人表示，因为他喜欢物理，而且物理本科生的就业机会不多，因此他希望能继续深造下去，或者考研，或者留学德国。这获得了家人的一致赞赏。然而，当考研结束后、家长询问他的成绩时，褚谅竟然说“忘了去报名”了。无可奈何的家长虽然觉得被骗了，但还是不敢太过指责他，只好接受他的决定——出国留学，或者下一年一定考上研究生。
    事实上，褚谅也确实缴了6000元学费开始学起了德语，家长也为此兴奋不已，一次又一次地给他联络出国的事情，他却自始至终不肯亲自到相关单位进行咨询。结果，一年下来，他连替他联系好的人的电话都没有打过一个。
    转眼，又是一年过去了。在家长的压力下，褚谅参加了今年的考研。自然，仅仅复习了一个星期，其实加起来还不到30个小时的褚谅与研究生是正式说拜拜了。此后，他再一次通宵达旦地陷入了“传奇”。
    毫无办法，家长对他的所作所为失望之极。今年的春节，褚谅还因为家长不经他同意而将网络游戏的密码更改大为光火，甚至不惜以暴力威胁的方法逼迫家长说出密码。
    浙江同德医院的心理学博士徐方忠的分析或许对这个24岁的小伙子有所帮助。徐方忠认为，性格内向、不善言辞的褚谅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适应能力的退化。这一方面是由于就业压力太大的原因，但褚谅的家庭环境——那种由家长包办一切的教育方法——是造成褚谅不敢面对社会、不敢面对竞争的最重要的原因。
    徐方忠认为褚谅找了各种各样的、符合家长意愿的借口来逃避面对社会，因为他发现自己进入社会后，原来的自信心和美好愿望被现实击得粉碎，从而产生了一种自卑自贬的心理，觉得什么都不如别人。于是，他只能在虚拟的网络上寻求满足，不敢推荐自己，并慢慢地扭曲了对自己地认识，完全失去了自信心和勇气。这一消极有害的心理也严重影响了他就业。他会老是这样暗示自己：我不如人家，研究生考不上了，去德国也是那么艰难，即使去找工作人家也一定不会要的。于是，反复地消极暗示导致他产生了强烈的自卑，成为他择业和生活的最大障碍。
    家长对徐方忠的说法很震惊，决定试着让孩子独立生活：
    今年5月，家长告诉褚谅，再也不愿养一个终日无所事事、沉湎在网络游戏中的大学毕业生了，理由很简单，因为家里其他人在他这个年纪时早已独立生活了，褚谅也不能例外——要么继续深造，要么自食其力。
    为此，家长在替他支付了第一个月的房租并另外给了700元生活费后，与他约法三章：每个月可以从家里获得700元的帮助，但这种帮助随时都有可能停止；第二，确有力不能及之事，可以请求家长帮助；第三，如果褚谅不能在家里的援助停止前自力更生，那一切只能听天由命了。
　　韩绍的世界
　　不管从哪个角度说，韩绍都不是他父亲愤怒时所说的那个样子——一个糟掉了的孩子。他是那样聪明。
    如果真要追究他的“责任”——放弃了苦读4年的通讯专业，拒绝进入对口行业，甚至拒绝进入任何单位工作，恐怕很多人都难辞其咎。
    韩绍从小就对生命现象特别着迷，这让他在考大学的时候选择了生物专业。但世上不如意事十有八九，因为7分之差，他与“生命科学”失之交臂。在父母的建议下，韩绍进入了当时父母认为比较容易就业的专业——通讯专业，这也与父亲从事通讯工作不无关系。
    徐方忠说，其实这时候，韩绍已经有挫折感了。因为这是他思维最活跃、理想和追求感最强烈的时期，任何打击与挫折，如果不及时疏导，都有可能导致很多心理障碍的产生。
    韩绍的情况就是这样。他的理想与现实发生了重大矛盾，但社会现状和家庭教育迫使他接受现实，他内心是那样的不服。这让一直养尊处优的他，第一次感受到了无可奈何。
    但是，他的理想还在，只是受到了压抑。这种被压抑了的理想如影随形地跟着韩绍直到毕业，并在他毕业一年后爆发了。
    他向要求他“要么工作、要么留学、要么考研”的家长抗议。他说，通讯工作不但不是他的兴趣所在，而且这个工作是如此没有创造力、如此平庸，而生命科学却是那么神秘和永恒。他向父母提出重新参加高考，重新学习生物专业。即使父母告诉他跨专业重新读大学或者出国留学的可能几乎不存在（这也包括经济方面的原因），韩绍依然不为所动。
    慢慢地，韩绍在越来越显而易见的现实中越来越不承认现实，也在越来越严重的自卑感中越来越希望获得他人的赞赏——一次，母亲客观地指出他的字写得不好看，韩绍大为光火，指责母亲从未表扬过他，并认为就是因为母亲的不满才导致他丧失信心。
    徐方忠博士指出，韩绍的情况与他早年遭受的挫折有关，而毕业后，韩绍并未真正思考过自己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究竟存在着哪些差距、自己所定的目标是否有利于个人的发展等问题，他甚至不了解自己的气质、能力、兴趣适合于何种工作。如此，他的理想如果再次碰壁，便会更加失落、空虚，出现心理障碍。
　　董青的憧憬
　　杭州庆春路中河大厦，“我的酒吧”。
    董青啜着啤酒，听着音乐，手上拿着一张酒吧散发的精致小卡片：“杭漂一族或漂一族，那群在痛苦和快乐的夹缝中生存的年轻生命！如果你也在漂，请记住来这里，我的酒吧永远是你忠实的朋友！”孤独的舞台上，一名男歌手弹唱着经典怀旧的《橄榄树》，一遍又一遍。
    这里常常聚集着许多像董青这样，或准备考研，或暂时没有找到合适工作的大学毕业生。
    董青来自义乌，是浙江大学法学院2003届的毕业生。去年6月毕业后，别的同学大都找到了工作，她却加入了“考研大军”中。
    “不是找不到工作，而是想趁自己年轻多学点东西。”董青说。
    去年6月毕业后，董青参加了杭州的多场大型人才洽谈招聘会，有好几家单位约她面谈，结果临到面试，不知怎么回事，她竟然都放弃了。董青的理由也并非没有道理：“现在大家都说工作比较难找，但我试了几回后，发现并没有想像中的困难，所以我觉得如果读完研究生再去工作，机会会更大一些。”
    可天不遂人愿，董青在考研中失手了。糟糕的是，等她再想去找一份工作、边工作边备考时，却连连失败——不是她看不上这个工作，就是招聘单位嫌她没有工作经验。
    董青感到自己很压抑、很孤独，她说，她现在既不属于学校，也不属于社会，是个边缘人，流行的说法叫“漂一族”。
    现在，董青租住在学校附近，生活比较简单。提到生活来源，董青显得较为悲观。虽说依傍母校学习和生活，比在其他地方租房更加合算，但每月三四百元钱的开销仍让她吃不消，“再找家里要钱也不好意思了”。她说，像她这样没有单位、没有学校的考研者还有很多，“对面那幢楼里就住着4个”。每天，他们到学校图书馆与在校生一起自习，有时听一些考研培训课。
    其实，董青也请教过学校社会学和心理系的老师，他们都给过她一些忠告。这些老师认为，像董青这样的学生绝大部分是积极向上的，从比较宽容的态度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，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，是职业技能再储备的一个过程。但这些学生片面理解了“能力”的含义，他们往往觉得学历越高，适应社会的能力也越强。
    董青告诉记者，她已经知道这实际上是一种择业工作与继续求学之间的矛盾，而她之所以内心充满压抑孤独，也是因为从刚毕业时的处处顺利、自负自傲，到现在的高不成低不就、迟迟不能落实单位和考上研究生，让她产生了自卑心理。
    但董青的意志似乎很坚定，她决定明年还要继续考研。记者问她万一又没考上怎么办？她说：“不敢想。或许会再来一年吧！”董青一脸茫然。（文中人物为化名）